2019年3月，华为在外媒记者会上宣布起诉美国政府，指控美国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违宪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向表示，最初外界认为华为胜诉几率很大，因为美方措施违反了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原则和“褫夺公权法案”。过去一百多年间，这张网越织越大，从各项法案，到针对古巴、伊朗等国的专项制裁，近些年更把手伸向中国。如果我们对美国过去250年立法进行历史回顾的话，就会发现，美国其实也不是一建国就是开始搞“长臂管辖”和对外制裁。2019年5月，华为被美国列入“实体清单”。但在2020年，美国得州联邦地区法院判华为败诉。其依仗的，无非是市场、科技与美元三大霸权。再之后，小布什在2001年颁布了《爱国者法》；奥巴马时期也出台了多项法律，包括全面制裁伊朗的法律，以及在2016年签署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》；2018年，特朗普搞了一个《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》（简称“云法案”）……。从最近一些年的案例，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什么华为败诉。近年来，美国通过“长臂管辖”和单边制裁，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。2019年3月，华为在外媒记者会上宣布，已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，指控美国《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》第889条款违反美国宪法，请求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。这起“必赢”的官司为何输得莫名其妙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从未停止对华专项立法。这一年，在美国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，标志着美国放弃孤立主义，开始卷入美洲以外的世界事务。作为学者，我对这个案子感兴趣，就做了一些研究。在霍政欣看来，美国自我标榜的三权分立，在涉及其对外战略时早已形同虚设，立法、行政与司法“并非传统的分立和制衡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相互借力、相互支撑的关系”。但最后，华为怎么就败了呢。还有一些把手伸得越来越长的法律，比如在1998年修订了《反海外腐败法》。华为后面也放弃上诉了。由于历史巧合，这部法律不久后的一次重要适用，涉及到了中国。：美国政府频繁对他国实施“长臂管辖”，其国内法依据主要有哪些。但您认为，在涉及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的事项上，其立法、行政与司法之间“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制衡关系”。这也是美国拖垮苏联外汇收入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手段。2019年3月，华为宣布起诉美国政府 视频截图。【以下为对话实录】：。此后，美国的手伸得越来越长，去年甚至宣布制裁华为自主研发的、与美国毫无关联的昇腾芯片。华为的遭遇正是缩影。所以，美国出于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，坚守法律“属地”主义。例如，针对古巴的《赫尔姆斯-伯顿法》、针对伊朗和利比亚的《达马托法》等等。答： 三权分立是美国宪制的基石，其基本要义是立法、行政与司法权相互平行、相互制衡，这被美国宪法上的“归属条款”所体现。美国人知道此消息后，揣测这将增强中国在东北的运兵能力，所以就依据《与敌国交易法》要求这家法国公司不得和中国展开这桩交易。霍政欣提醒，中美竞争正从经贸摩擦升级为法律战、规则战，面对美方借“长臂管辖”实施的对华遏制，中国用规则对抗规则，正加快“反制裁、反干涉、反制长臂管辖”的法治建设。比较有名的，包括1977年卡特总统签署“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”（IEEPA），最近几年多次被特朗普用来加关税；1982年，里根总统颁布了控制苏联石油天然气的修正案，把“长臂”伸到了欧洲，要求西欧企业不得与苏联做生意。当时，美国境内有很多保有欧洲母国国籍的移民，欧洲国家基于“属人”管辖，经常干涉美国国内事务。但在2020年，得州联邦地区法院判华为败诉，华为放弃上诉。我是从“华为诉美国案”之后，开始思考并得出了这一结论。此条款历史很悠久，是美国建国初期，为了避免出现英格兰国王借议会颁布法律直接处决个人的现象，制定了褫夺公权的法案。美国针对华为的限制条款明显违反了美国宪法的三权分立。但在1917年，美国正式宣布对德作战，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但在很多时候，美国三权并未相互制衡。“你凭什么用你的国内的政策和法律，来让其他国家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。您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。例如，在华为之前，俄罗斯软件杀毒公司卡巴斯基也起诉过美国限制措施违宪，最终也是败诉。”霍政欣一针见血。因此，华为最开始对赢得官司信心满满。因为相对欧洲强国来说，美国还是弱国。这部法律当时在欧洲引发抗议，但毕竟欧洲国家在安全上、经济上都依靠美国，最后也不得不妥协。当时，华为以“褫夺公权法案”作为其核心法理依据，展开“法律维权”。2018年3月，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征收关税和投资限制的备忘录 视觉中国。答： 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。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初，美国立法和司法都严格遵守法律“属地”主义，反对“长臂管辖”。此后，美国在20世纪制定了越来越多的“长臂管辖”法律。也恰恰是在这一年，美国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具有“长臂管辖”性质的法律——《与敌国交易法》。中国也开始加强“三反”（即反制裁、反干涉、反制长臂管辖）的法治建设。在朝鲜战争期间，中方向一家法国公司采购了一批火车头。尤其在2018年以来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完成历史性转变，两党对华政策高度一致，美国国会相继出台了涉港、涉台、涉藏、涉疫等一系列专项对华制裁法案，并叠加既有规则形成完整对华制裁依据。根据该法案，国会只有立法权，且只能针对不特定的对象立法，不能认定特定个人和某个机构有罪。：美国一直自我标榜“三权分立”。回望历史，美国的“长臂管辖”并非天生——从建国到20世纪初，美国严守法律属地主义；直到1917年参加一战，才颁布第一部相关法律《与敌国交易法》。为了执法，美国财政部还在1950年成立了一个机构——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，至今都“大名鼎鼎”。在1990年代，美国颁布了越来越多的“长臂管辖”法律，并开始针对特定国家。在霍政欣看来，答案就藏在美国“长臂管辖”的本质里。